据央视新闻昨日报道，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凌晨因结肠癌去世，享年68岁。过去近20年里，东野圭吾的作品在中国累计售出数千万册，常年占据畅销榜前列。他的影响力不仅仅停留在书页之间——从电影、电视剧到舞台剧，他的作品在中国被反复改编、持续热演。东野圭吾这个名字早已超出一位推理作家的范畴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。
作品矩阵成就“头部畅销书作家”
东野圭吾进入中国的故事，要从新经典出版公司说起。2005年，开始引进日韩文学作品的新经典就注意到了这位日本作家，并签下一批他代表作的版权。这在当时需要不小的魄力。彼时，中国推理小说市场极为逼仄，大多数推理小说只能印三五千册，核心读者群据估只有5000人左右。东野圭吾在日本虽已凭《秘密》《白夜行》等作品积累了相当声望，但对中国读者来说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。
版权签下来，新经典却不急着出书。在他们看来，市场尚未准备好，仓促推出只会糟蹋好作品。2006年，东野圭吾凭《嫌疑人X的献身》同时斩获直木奖和本格推理小说大奖，在日本文坛声望达到顶峰。消息传回国内，新经典判断风向已至。此后三年时间，公司一边做详细市场调查，判断中国读者对这类作品的接受度，一边筹划出版形态。最终，没有单本试水，而是决定联合南海出版公司创办“新经典文库”，让东野圭吾的作品成系列整体推出。
2008年9月，“新经典文库”正式推出包括《嫌疑人X的献身》《白夜行》在内的《新经典文库·东野圭吾作品》系列。此时距《嫌疑人X的献身》拿下直木奖已过去两年。此前一年，日剧《白夜行》经网络传入中国后大火，第一轮“东野热”已然兴起。贴吧和豆瓣小组里关于东野圭吾的讨论不断升温。据介绍，该系列出版仅一年多时间，累计销量就突破了120万册。
此后，当代世界出版社、华文出版社、人民文学出版社、湖南文艺出版社等多家机构也纷纷加入引进行列。截至2017年，东野圭吾在中国内地已发行175部作品，发行量超过1900万册。2017年虚构类畅销书Top5中，有3个是他的作品，他也成为2017年虚构类图书销量最高的作家。到2018年，仅新经典一家引进的作品，销量合计便超过2300万册。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是《解忧杂货店》。这部被称作东野圭吾“在华流行最高峰”的作品，2014年出版发行简体中文版。此后仅用4年时间，销量便突破1000万册，创下了外国文学作品在华销售的罕见纪录。
对此，新经典副总裁黎遥曾评价，一个作家如果单出一本书，是不太容易持续畅销的，需要多部作品相互依托。东野圭吾正是凭借庞大的作品矩阵，在“头部畅销书作家”的位置上站稳了脚跟。
从版税收入的角度更能直观感受“东野圭吾效应”：2017年至2019年，东野圭吾连续三年蝉联中国作家富豪榜子榜单“外国作家富豪榜”榜首，三年版税分别为2200万元、4200万元和3000万元，合计近1亿元。
东野IP实现“全媒体渗透”
东野圭吾在中国市场的成功，并非仅仅依赖图书销售。他的作品通过影视改编和舞台剧不断“破圈”，形成了良性的书影联动机制。
在影视领域，2017年上映的中国版《嫌疑人X的献身》是东野圭吾作品首次由中国团队改编为电影，标志着他的IP在中国市场获得了充分信任。同年，由王俊凯、迪丽热巴主演的电影版《解忧杂货店》也登陆院线。此后，东野圭吾现象进一步延伸到电视剧和网剧领域。虽然其中有些改编不乏争议性，但每一次影视化都在扩大他的读者基本盘。
更值得关注的或许是舞台剧的改编。2017年，导演刘方祺将《解忧杂货店》搬上中国话剧舞台。这是这部小说首次在中国舞台化，东野圭吾罕见地亲笔题词“我喜欢困惑的人，我喜欢烦恼的人”以表支持。剧组耗时一年精心打磨剧本和舞台呈现，采用360度旋转舞台表现时空交错叙事，还原度超过90%。结果超出所有人的预期，上海首轮18场演出门票在开演前一个多月即告售罄，豆瓣评分8分以上。
这之后，东野圭吾的舞台改编在中国接连落地。2018年，韩雪、刘令飞主演的音乐剧《白夜行》在上海首演；2019年，舞台剧《回廊亭杀人事件》在北京首演，这是该小说在全球的首次舞台改编。当时原著甚至尚未在中国内地正式出版，中国观众“未见书，先见剧”，首演门票同样提前售罄。《新参者》《虚无的十字架》《祈祷落幕时》等“加贺恭一郎系列”作品也相继被搬上舞台，常年在全国巡演。
从小说到电影，从电视剧到舞台剧，东野圭吾完成了一个外国作家在中国极难实现的“全媒体渗透”。他的名字不再仅仅是一位推理作家的名字，而成为一个具有明确市场号召力的文化符号。
中国推理小说的“东野时刻”
东野圭吾对中国读者的意义不止于销量和热度，更深远的影响在于重塑了中国读者对推理小说的审美取向，并间接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悬疑创作者的路径选择。
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紫金陈。这位因剧集《隐秘的角落》《沉默的真相》等作品闻名全国的悬疑作家，多次公开表示东野圭吾是他“精神上的职业领路人”。在小说版《无证之罪》于2014年出版之前，紫金陈曾陷入写作两年没有任何收入的窘境。当时，紫金陈仅凭“我认定这条路是可以成功的”这个念头，支撑下来。
他的“推理三部曲”《无证之罪》《坏小孩》《长夜难明》与东野圭吾的作品一样，均体现出明显的“社会派推理小说”特点，关注社会公平正义。但他从东野圭吾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经验是：情节好看是第一位的，思想深度必须建立在好故事的基础上。紫金陈之外，上官午夜等一批中国悬疑作家也都曾坦言深受东野圭吾影响。
这种影响也从纸面蔓延到了影视行业。2020年，由《坏小孩》《长夜难明》改编的剧集《隐秘的角落》《沉默的真相》在爱奇艺“迷雾剧场”播出，豆瓣评分双双冲上9分，成为当年的现象级作品。有行业观察者注意到，正是从这时起，国产悬疑剧集的整体趣味开始由“本格推理”转向“社会派”。比起诡计的复杂精巧，后者更关注社会问题的呈现和复杂人性的刻画。一条由东野圭吾开启的创作路径，经由中国作家之手，最终长成了本土的类型传统。
让推理小说变成“大众话题”
2011年，在接受《华尔街日报》采访时，东野圭吾分析：“犯罪小说之所以能跨越文化产生影响力，是因为人性总是兼具善与恶，在犯罪中显露真性。”这句话也许能解释他在中国受到如此欢迎的原因。
在他进入中国市场之前，中国推理阅读的主流是“本格推理”，诡计与密室是故事的核心，读者以男性居多，推理小说长期停留在小众智力游戏的位置上。东野圭吾带来的“社会派”推理则将焦点从“怎么杀”转向“为什么杀”，从密室转向人性和社会问题。这种写法对学生和普通上班族具有天然的吸引力。在他的小说里，读者关心的不是诡计多精巧、谜底多意外，而是一个普通人是如何一步步被逼到犯罪边缘的。推理小说由此从“圈层游戏”变成了“大众话题”。
不过，也因为同样的原因，有评论者指出，东野圭吾的压倒性流行，使“社会派”在中国推理阅读市场上获得了近乎垄断的地位。大多数中国读者从接触推理小说的第一天起，读到的就是人性纠葛和社会议题，而非逻辑解谜本身。这固然极大拓宽了推理文学的受众面，却也导致注重解谜巧思的传统“本格推理”在中国相对冷门，原创“本格推理”作家的生存空间反而受到挤压。
东野圭吾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“伽利略系列”第11部长篇小说《永远的记忆》（暂译名），原定于2026年8月5日在日本出版，出版社已确认将按原计划如期发行。这部遗作何时能被引入中文世界，目前尚未有明确时间表，但可以想见，它将在中国的东野书迷中引发又一次阅读热潮。
文/本报记者祖薇薇
统筹/李洋
来源：北京青年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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